乡 间 听 书

在导播室里看到吴雁先生说“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明天请听《风云上海滩》，”我立即站了起来，大步跨进演播室，紧紧握住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吴雁先生很谦虚，他说：“我已很久没说了，今天一场录下来，感觉只能说勉强，毕竟年纪有些大了，与几年前不一样了。但是，你既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书场，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拼出来的。这是我们这些说书老艺人长期以来的愿望。我们都非常感谢你在我们感到讲书业落寞无望、我们再没有机会讲书、以后再也说不动书的时候，让我们圆了讲书的梦，而且这么好的书场，让我们都感到振兴说书业的希望，你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我对吴先生说，“是我要感谢你们，是你帮助我们把电视节目办得更加精彩，更加贴近百姓。至于我立意要办电视书场，不过是因为我对这项事业比较热心。我从小就是听说书长大的，对于说书的兴趣是从小就培养起来了的。”

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久远的乡村情景。一个称为“河头”的村庄，是我的生身之地，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弯弯曲曲地流过我们的村庄。村部就建在河闸的边上，我从小就读的村校与村部是连在一起的一座院落，院落外是一块空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这一片空场非常辽阔，村里在这里斗地主开群众大会，汽灯高高地挂在台角的竹柱子上，把乡村的夜空刺得贼亮贼亮。河头虽是个小村，但历代村民颇有些尚武的传统。春节期间，劳碌一年的村民会在场子上摆开练武的架式，刀枪剑棍拳，各显神通。也有跳桌子的，就是把两张八仙桌摆在一起，然后那些神勇的小伙子站在三十米开外，发一声喝，象运动场上跑六十米的运动员一样，在近桌子时一个腾跃，在跃至桌子中间的时候，双手用力在桌面上一撑，全身又继续凌空，跃过了两张桌面，稳稳地落在地上，全场围观的群众就热烈地鼓掌、喝彩。也有跳不过去的，就凭双手在桌上一撑之际，坐在了桌子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运动项目有体操，也从来没看过体操中有一个跳马项目的表演。后来终于在电视上看到跳马的时候我大失所望。我觉得比赛场上一个小小的马怎么能比我们村两张并在一起的八仙桌？我们村能跳过两张八仙桌的人不少，他们肯定会对体操比赛用的马嗤之以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对为国争光的跳马运动员嗤之以鼻。当然还有更精彩的。村民们把家里的八仙桌都搬到这里来了，按金字塔型的结构一层层地叠上去，然后一个甩狮子球的人先跳上第一层桌面，居高临下地用球逗弄两个小伙子舞的狮子，狮子在作出各种有趣的追逐动作后也终于一跃而上，然后他们边做戏逐的动作，这些动作夸张而又逼真，充满喜剧的意味，逼得大家不时哈哈大笑，但又惊险神奇，在一引一逐之间，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跳，直至跳到最高层，最高层只有一张桌子，然后又一层一层往下跳。

我小时候的乡村四季分明。我所说的四季不是指天候，而是指农时，农时的忙和闲。那时的冬天称为农闲。农闲在正月十五闹过元宵以后还未结束，直到去年南去的燕子快要重新飞回的时候，村民们才拾掇起在披屋里闲置了一冬的牛扼、牛犁、铁锨、锄头等农具，准备麦收和春耕。这时河边的空场还是寂寥的，只是在后来不知哪一年，有两个篮球架子在空场上竖了起来，但我至今想不起村民们有谁会打篮球，有谁曾在这里打过篮球，不知球架为谁所竖，因何而竖？倒是有那么几年，从县城里来了男男女女几个大青年，女的在我们乡下孩子看来特别漂亮，皮肤白嫩，个个惊为仙女，而那些男青年，也似乎特别帅气，——我们那时还不会用“帅”这个词，我们用的是“洋气”。他们会打篮球。奔跑在球架子之间的就是这些城里来的青年。

空场上最热闹的是收过早稻以后的日子。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忙碌在空场上的都是女人。男人们日头未出就下田了，在日还未上三竿的时候他们已经割倒了一大片田。脚踏打稻机的激越的声响与早起的鸟儿的欢鸣一同奏响了乡间特有的丰收欢快的晨曲。当腿上全是泥巴的农民挑着一担担刚脱粒下来的谷粒、尚黄中犹青的沉甸甸的稻谷来到空场的时候，妇女们早已摊好了榀，平时空阔的场地这时全摊着榀。挑谷的村民自去河中享受水的清凉去了，妇女们就把一担担谷倒在榀上，然后用谷笆笆开。在热力无限的太阳的炙烤下，谷粒的青色很快蒸发。到了午后，妇女们再一次来到场上，用笆子一遍遍地笆，好让谷粒尽早被晒干。

夕阳西下，场子上再次沸腾起来。大田里收工回来的村民也来到了场上，帮助妇女把风车从屋子里搬出，把晒干的稻谷用畚斗倒进风车斗里，妇女摇着风车叶子，而男人在谷粒满一谷箩后搬开换上空谷箩。待场上收光扬尽所有的稻谷，暮色已苍茫，天空里有不少鸟儿翻飞在暮色里，它们不是白天的燕子和麻雀，而是不能称为鸟、应归属于兽类但有翅会飞的蝙蝠。

在我们村民的口中，这一块主要用来晒谷的场地称为榀场。

吃过晚饭，月亮已高高升上了东山。

这是一天中孩子最快乐的时光。

白天，孩子们跟着父母一起割稻、打稻、插秧、笆谷，现在父母自去洗衣洗碗，照料圈里的猪或牛，孩子们就约上伙伴在野地里玩开了。那时我们已看过不少抗战电影，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打鬼子，但当然谁也不愿意做鬼子，我们都愿意自己是八路军或民兵，而把别人当作鬼子来打。稻草垛和竹林就是我们的掩体或游击场，我们经常喊着“打鬼子呀打鬼子”，把泥块当作手榴弹扔向对方阵地。

但在有书听的夜晚，我们这些小八路军和小鬼子不再战斗，而是草草地扒完饭放下碗就往榀场上跑。讲书人还没有到，榀场上坐了许多人。所谓的讲书台其实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凳。

也没有灯。那时我们村还没有通电。连汽灯也没有挂，汽灯只在群众集会的时候用。

我们把天上的月亮当灯。

风从田野里漫过来，漫过了河面染得了一些水气，风最后漫到了坐在榀场里大人小孩的身上，月亮是清清亮亮的，风是清清凉凉的，一扫白天的燠热。

讲书人来了。

讲书人是一个精精瘦瘦的汉子。他也是我们村的一个村民，不过不在一个生产队，而且他住在村东头，我们在村西头，我们没有在同一块田里劳动过。而且他也不象一般的农民，身上不拖泥带水，不打赤膊，不随便穿一件破汗衫，他象个拳师一样精神干练。即使是炎夏的夜晚，只要讲书，他总是穿着整洁的灰布长袖对襟衫，一身英气中又添一份儒雅。与别的讲书艺人一样，他的道具很简单，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而已。

我们听他讲过许多故事。有“岳传”、有“三侠五义”。听他讲书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文化享受，也是我们村民的文化饕餮，如果没有流动到村里放的电影，没有他的讲书，村民们在喂过牛和猪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毕竟在田头劳累了一天，现在也感到力乏了，早早地就熄了灯睡觉。

这位讲书的村民是一位地主的儿子。我们村有两位地主，都姓鲍，另一位被称为恶霸大地主，差点被镇压。而这位地主是个读书人，是个耕读之家，好象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过冲击。在批斗“地富反坏右”最激烈的年代，他只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是师承于谁学的讲书。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地主的儿子竟然能给广大贫下中农讲书，而且竟然大受欢迎，竟然讲了一年又一年，而且所讲的又不是雷锋的故事，革命领袖的故事，而是三侠五义之类宣扬忠孝节义这些封建思想道德的书，竟然没有人出来批判他，制止他，向公社检举告发他，这说明了什么呢？是我们的村民愚昧没有政治觉悟吗？是我们村民糊涂没有阶级观点吗？是我们村民无知不辨封建糟粕吗？后来我在大学期间购得一本《东坡志林》，其中有一则记“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读东坡先生的这段记载，想起自己少小时代的听书经历，特别有感触。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就是通过讲书等民间文艺形式代代相传的。而我也从此种下了对说书的热爱。虽自己不会说书，但对说书艺人崇敬至今。早在十年之前，我初任黄岩电视台台长的时候，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我尝试新开发的最早几个栏目中，就有一个“电视书场”，是一周一期的节目，也请吴雁先生来讲，当时轰动全市，至今为人乐道。

现在我倡议开办“广场故事会”栏目，请台州德高望重的说书老艺人吴雁、萧啸、郑平等先生来说书，恰逢广播电视界方言类节目鼓噪最盛的时候，别人都以为我赶时髦、凑热闹，岂知我小时民间的说书艺人对我的施惠使我终生感激不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