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家庭作业：割草养猪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有贫寒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大家都穷，“均贫”。后来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好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基本上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而我们又恰逢国家实行“只生一个好”的生育政策，城市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大人们自己节俭惯了，但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的开支上却很大方，“反正我们这辈子赚的最后都是孩子的”，孩子真正成了掌上明珠，他们一出生就过着无食无忧（且不说锦衣玉食）的日子。蜜罐里长大的人早已经甜腻了，他们不会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对“苦”没有体验，因此也就体会不到甜之为甜，他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难免父母要伤心，伤心的父母想起自己艰苦卓绝的童年，习惯性地又要对孩子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我们以前饭都吃不饱……”，或“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什么活都干了。”比如昨天，我就听到一位朋友在训斥他的儿子，儿子刚刚因学期结束从学校回家，漫长的假期，做父亲的本希望儿子安排出一些时间补补功课，却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做父亲的因为我们在，不好动手揍儿子一顿，但心中愤愤，转过脸对我们说：“论年纪他也不小了，只知道玩，只知道轻松，就是不知道为父母分忧。我们在他的年纪，早就跟着父母做过各种农活了。尤其是割草喂猪，家里的猪都是我们用草喂大的。一放学，我们不是做作业，而是先去割猪草。都说穷人的孩子好当家。我们做人都很矛盾。没有人不向往富裕生活的，但生活太丰裕了，对子女的成长又没有好处。”

我深以为然。

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凡家在农村的人小时候都不免有割猪草的经历。或者说，割猪草成为农村孩子的专责。因为大人有大人的忙活，养猪对每个家庭来说仅是个副业，猪们吃的是草，让孩子下午放学后到园子里或田头割一筐回来也费不了多少时间。那个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农村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大多回家了，高中生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

《黄岩农业志》“畜牧编”记载：“本县传统的养猪方式是由农民各家各户饲养。农民利用自产的农副产品和剩饭残菜作饮料，利用老人、小孩等家庭辅助劳力拔猪草喂猪，作为家庭的一项辅助收入。”

我就是这段记载文字中的那个农家小孩。但有一个词用得不准确，我们不是拔猪草，而是用镰割猪草。每天下午放学后，其实我们都用不着父母催，我们自己放下书包，就会很自觉地一手握一个小镰，一手提一个长柄竹篮，有时到自家菜园子里，更多的时候到大田上去，春天的麦田里往往草与麦苗同秀，而夏天只能割田塍上的草。

草是喂给猪吃的青饲料。那时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加工饲料。在本书“饲养管理”章中，著者称：“农民家庭养猪的饲料，以米糠为主，搭配水草、田草、蕃薯叶等青粗饲料。”

情形确是如此。我的母亲在洗过一大家口的碗筷后，将残菜、菜渣、汤汁和洗碗水一起倒入铅桶内，称为泔水。这时猪在栏里可能正在打盹，也许正在饿着，焦急地来回踱步，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它们迅速奔到食糟前，冲着我母亲提到栏上的铅桶嗷嗷叫。母亲淋着它们的嘴鼻倒下去，猪们不再把头昂着，而是很快地大口吸食起来，“吧嗒吧嗒”地吃得忘乎所以。这原是人类掺了水的残羹冷饭，猪们却视为美味佳肴。

一糟汤水很快被吃光了，这些正在快速成长的猪食量不小，这时它们的肚子根本还没有饱，于是又嗷嗷地叫了起来。这时母亲一般都还没有走开，有时是回为猪们吃得太香了，它们的吃相可能让母亲都有些感动，在她心里，这些猪也是她的孩子。她就站在栏边看它们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看到栏里所有的稻草都沤烂了，母亲会从稻草垛上抽出一把稻草扔进猪圈，这是猪们今晚的睡褥。看到猪吃光了糟里的汤水还冲着她不住地叫，母亲就会从我们割来洗后放在栏外的草篮里抓几把扔进栏里，母亲不是扔作一堆，而是分开来扔，因为猪有大有小，大猪经常会欺负小猪，分扔进去，可以让小猪也能吃饱。

一头猪一般都要养到一百五十斤以上。养大到这个份量往往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年底家家户户宰猪忙。我曾在《肉食者》一文中详述乡间宰猪的情形，此处不赘。要说明的是两点，一是那时农民养的猪很少是活猪卖到市场上的，大多是放在家里宰。二是宰后的猪农民很少自己吃，而是卖给镇里的食品站。我小时经常听大人们讲这头猪白肉多少多少斤。所谓白肉，就是去毛、剥皮并净去内脏以后的净肉的说法。农民们会把猪头和一些脏器留在家里，这是我们少时最向往的美味，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吃得到的美味。平时我们很少能吃到肉。那时的农村很少有其它的收入。只有自养的猪和自种的蔬菜在保证自给自足以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多的副业都是不允许的，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或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养母猪的农户，政府规定一栏只能售五只猪崽，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公社就要派人去割尾巴。这使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小加工业开始勃兴。刚割过资本主义尾巴没几年，虽然这时中央已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群众发展的积极性，但很多干部还是怕国家要变修，要变颜色。那时我已经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为首长当秘书，政府曾经很认真地开过一个会议，研究作坊式的企业雇工限在几个人之内才是合法的。

既然农民能发财的路都被堵死了，大家只好均贫着，出售宰猪也就成为农民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过年时孩子们的新衣服靠它置办，过了年再上学时的学费也靠它。虽然那时的学费很低，低得让现在的中小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才只有几元钱，对于今天动辄百万家财的家庭来说，几元钱连九牛一毛也算不上。但在那时，能随时从口袋里掏出几元钱的家庭又有几个呢？